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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2018年四季度,美国名义GDP的构成中,消费仍占主导地位,占比68.0%;其余如政府支出、除房地产以外投资、房地产投资,分别占比17.1%、14.2%、3.8%。而进出口表现不佳,对GDP的贡献为-3.2%。11. 在消费者资产负债方面,截至2018年四季末,美国消费者总资产120.4万亿美元,相比2007年三季度时的峰值增长近五成,消费者总负债16.1万亿美元。在总资产中,房屋和其他有形资产,分别占比24%和5%,养老基金和存款,分别占比21%和9%,其他金融资产占比高达40%。在总负债中,占比最高的是抵押贷款,占比为66%,其次为学生贷款,占比10%。

图4 各国金融资产占GDP比重(倍数)数据来源: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(CNBS)。我国金融资产占GDP比重不是那么高,但是金融业的增加值几乎是世界第一(见图5)。为什么说几乎?因为有一些很小的国家,有可能比我们还高。但我们和主要发达经济体去比,已经是第一了。我们已经超过8%,英国最高的时候超过9%,英国金融的发展对实体经济和英国本身造成损害,他们自己称之为“金融诅咒”。大家可以想想,那么高的金融业增加值,瓜分的是谁的利益?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,金融和服务业不创造价值,分配的是实体经济收益。当然不是要否认金融服务对社会的价值。金融业增加值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实体经济获得金融服务的成本,而这个金融服务的成本非常高。所以说需要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。

值得关注的是,有金融机构相关人士对北京商报记者透露,当前已有银行准备重点对房地产行业抽贷,这无疑对资金链已紧绷的房企又是一个打击。专家表示,当前很多企业通过出让项目股权、节省支出、裁员减薪等手段来节省资金。但即便如此,房企资金趋紧仍会持续。房企应放弃依赖外部输血的思维,可通过促销等积极的市场手段快速回款,保证企业的资金安全。

关于财富估算当然不止这两位。到一战之前,有关财富估算都还是比较时髦的。当时,想成为一名经济学家首先要能够衡量一个国家的国民资本,这几乎成了一种经济学入门仪式。国际上流行的财富研究在20世纪初也传到了中国。中国一直在紧跟世界,即便在那个时候也是紧跟世界的。财富研究传到中国成为“国富研究”。我在一些旧的报刊杂志寻找关于国富研究的文献,结果发现,尽管封面上有“国富研究”,但在正文中却只有一个豆腐块,并且是穿插在很多与之无关的问题讨论中,像是一块“飞地”。这也可见,国富研究在当时是非常时髦的话题,即便一些非经济类的杂志也要刊登关于各国国富比较的数据。还有一个发现就是,日本一直在做着国富的调研(见图1)。他们通过比较日本1913年(一战前)、1919年(一战后),以及1924年的国富数据,并与1925年六大强国数据进行比较,指出“日本国富近年颇有增加,而较诸英美,仍有逊色”。日本一直在做国富调研,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事情。就如开篇提到的,从事国富研究,或出于征税需要,或出于国际竞争(甚至战争)需要。日本这么做,看来颇多“先见之明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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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故事尚未终结。根据《财经》杂志报道,ofo创始团队还在接触政府官员,谋求上市。而罗永浩又开始为本月15日的快如科技发布会大肆宣传,或许仍在期待后者带来新的融资机会。事实上,2018年的失意者并不孤独。有人把这一年称为创业寒冬,大批创业公司死去,多家大公司裁员。王兴在饭否上转发的段子“2019年可能会是过去十年里最差的一年,但却是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”被迅速围观——这击中了时代的焦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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